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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军官，按理说，处于这样的阵营中，他和红军应该处于“对立面”才对。
可当他得知红军夺下泸定桥的时候，却又惊又喜，甚至紧绷的嘴角都缓缓松弛了下来，甚至还隐隐向上翘了翘。
这反常的反应，让幕僚们一头雾水。只有刘文辉自己清楚，这步看似被动的“失棋”，实则是他在乱世棋局中，为自己、为西康谋得生机的关键一着。
四川自辛亥革命后，就陷入了军阀割据的乱局，大小军阀几十股，“防区制”下的地盘争夺从未停歇。
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，刘文辉与刘湘这对叔侄，曾是最亮眼的“双雄组合”。
刘文辉比侄子刘湘小七岁，却辈分更高，是刘湘的“幺爸”。1917年，刘文辉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回川，全靠刘湘的提携，从一个上尉参谋一步步爬到师长位置。
而刘文辉也没辜负这份关照，凭借过人的手腕和保定军校的人脉，帮刘湘稳住了不少局面。
叔侄俩一东一西，刘湘主政川东重庆，刘文辉坐镇川南宜宾，联手压制其他军阀，一度在四川形成“二刘共治”的格局。
1928年，刘湘当上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，刘文辉则坐上四川省主席的宝座，两人各自手握7、8万兵力，占据几十个县，表面上仍是一家人，暗地里早已貌合神离。
刘文辉野心勃勃，不甘心只做“川南王”，想进一步扩张地盘，统一全川；刘湘则一心想做“四川王”，刘文辉的崛起自然成了他最大的障碍。
1931年，刘文辉从国外购置了一批先进武器，船到万县时，被刘湘的部队拦了下来。刘文辉亲自跑到重庆交涉，却被刘湘软禁了几个月，军火一件没要回来。
这笔账让刘文辉记恨在心，回头就开始收买刘湘的部下，还派人切断了重庆的粮道。
更狠的是，刘文辉的大哥刘文彩竟找了个刺客，潜入刘湘家院子，在树上藏了几天几夜夜想行刺，结果刺客饿晕掉下来被活捉。
1932年10月，刘湘指使小军阀罗泽洲在顺庆李渡打响第一枪，“二刘之战”正式爆发。
这场战争堪称四川军阀混战的巅峰，邓锡侯、田颂尧、杨森等大小军阀纷纷站队，30多万人卷入战火，战场从川北蔓延到川南，从泸州打到成都。
他的保定军校老同学邓锡侯、田颂尧，表面上跟他结盟，心里却嫉恨他扩张太快，关键时刻总是出工不出力。刘湘看准了这一点，暗中拉拢邓、田，一步步孤立刘文辉。
1933年5月，刘文辉集中11万人马猛攻邓锡侯，邓锡侯为了守住毗河防线，竟下令砍断都江堰的分水马槎，让河水暴涨挡住刘文辉的进攻。
刘文辉则用水雷炸飞沙堰，想把水放掉。双方你来我往，把都江堰的水利设施搅得一塌糊涂，正在种水稻的农民遭了大殃，成片的农田被淹，颗粒无收。
这场毗河之战打了一个多月，刘文辉没能突破防线，手下的杂牌军士气低落，人心涣散。真正的发生在岷江。
1933年7月，刘湘组织大反攻，110多个团分三路压来。8月，刘文辉的部队在灌县、新津发生内变，岷江防线军向西溃退，不少将领要么投降要么跑路。
9月，双方通电停战。这场打了近一年的内战，死伤官兵和百姓超过10万人，四川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，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。
此时的刘湘，手握重兵，占据绝对优势，只要乘胜追击，就能彻底消灭刘文辉。可他却突然刹车，对外宣称：
没人真的相信这份“叔侄情分”。在军阀混战的年代，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。刘湘的算盘打得精明：
如果消灭了刘文辉，邓锡侯、田颂尧等军阀就会感到威胁，必然会抱团对抗他；而留着刘文辉在雅安苟延残喘，既能维持四川军阀的平衡，又能落个“仁至义尽”的好名声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要防着南京的蒋介石。蒋介石早就想把四川纳入中央控制，只是苦于军阀割据找不到借口。
如果四川被刘湘彻底统一，蒋介石必然会派中央军入川，到时候被收拾的就是刘湘自己。
就这样，刘文辉捡回一条命，在雅安扎下根来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能活下来，全靠侄子的“算计”，而蒋介石的虎视眈眈，更是让他如芒在背。
1935年5月，红军长征抵达大渡河边，蒋介石终于看到了“消灭红军”的希望。他电令薛岳的中央军紧追不舍，同时严令刘文辉：
如果真听蒋介石的，派部队跟红军硬拼，结局可想而知。他手下的部队被称为“双枪兵”，士兵们大多抽，战斗力极差，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。
真打起来，部队只会被打残，而紧随其后的薛岳中央军，正好可以以“剿共不力”为由，接管西康，他刘文辉就成了蒋介石“驱虎吞狼”的牺牲品。
可如果不听命令，故意放红军过去，蒋介石随时能扣上“通共”的帽子，派中央军来收拾他，到时候还是死路一条。
刘文辉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反复盘算着利弊。他太了解蒋介石了，这位委员长从来都是借刀杀人，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手段层出不穷。
而红军呢？他们只是路过四川，目标是北上抗日，根本不会长期占据西康，对他的统治构不成根本威胁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刘文辉心里渐渐有了主意。
他没有派主力部队去守泸定桥，只是派了少量兵力，象征性地拆了桥上的木板，留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，架上几挺机枪做做样子。
他心里清楚，这种防御根本挡不住红军，但又能给蒋介石一个“已经尽力防守”的交代。
1935年5月25日，红一团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，但安顺场只有3只小船，3万多红军要全部渡过去，得一个月时间，而薛岳的追兵只有几天路程。
红四团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带领部队，接到了“三天赶到泸定桥”的命令。可就在行军途中，中革军委又发来紧急指令：提前一天，29日必须拿下泸定桥！
那是一场突破人体极限的行军。暴雨把羊肠小道浇得湿滑难行，战士们三步一摔、五步一跌，不少人脚上磨起了血泡，血泡破了，就用布条裹着继续走。
晚上，战士们打着火把赶路，对岸的川军增援部队看到火把，以为是自己人，还喊着“兄弟，慢点走，等等我们”。
可川军走累了就宿营休息，红军却一刻不停地往前赶，硬是在29日清晨6点，赶到了泸定桥西桥头。
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，手握短枪、腰缠手榴弹、脚踩光溜溜的铁索，向对岸冲去。川军疯狂射击，子弹打在铁索上火花四溅，铁索被晒得滚烫，战士们的手被烫伤，却没有一个人退缩。
当突击队冲到东桥头时，川军放起了大火，想把红军挡在桥头。勇士们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，穿过浓烟，与川军展开巷战。
原本就没打算死战的川军，见红军如此勇猛，吓得丢盔弃甲，纷纷溃逃。泸定桥，就这样被红军拿下了。
他的算盘彻底打响了：红军过了桥，往北而去，没有停留，说明他们真的只是借道；而红军一走，薛岳的中央军就没了“剿共”的借口，自然不会再赖在西康。
当晚，刘文辉下了一道密令：对过路的红军“只追不打”，士兵们对着天空放几枪，做做样子就行。
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铁索桥，是茶马古道的咽喉，全桥铁件总重40多吨，集合了半个四川的能工巧匠才建成。
炸桥容易，重建却要耗费巨额资金，蒋介石肯定不会出钱，最后吃亏的还是他刘文辉。保住泸定桥，就是保住了西康的经济命脉。
泸定桥事件后，刘文辉与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。他心里清楚，蒋介石迟早会对他下手，而是唯一能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。
1938年1月，刘湘在汉口病逝，临终前留下遗言：“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，川军一日誓不还乡。”
刘湘一死，蒋介石立刻露出了獠牙，当晚就召开会议，谋划控制四川，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，还准备撤销川康绥靖公署。
就在这时，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杨叔明，与他接上了关系。1938年夏，董必武、林伯渠路过成都，专门与刘文辉会面。
这次会面，让刘文辉对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深入了解，也坚定了他“亲共”的想法。
1939年，董必武、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再次与刘文辉会晤，中央还派吴玉章专门与他商谈救亡图存之道。
刘文辉后来回忆说：“从同他们的谈话中，我慢慢了解了中国的主张，顿开茅塞，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去努力。”
1944年9月，在张澜的劝说下，刘文辉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，成为秘密盟员。为了保密，张澜当场烧毁了他的入盟登记表。
此后，刘文辉与的联系更加密切，他不仅在经济上资助，还在西康为提供了不少便利。
1949年，解放战争进入尾声。4月，渡江战役打响，南京解放，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。他调令胡宗南等主力部队集结西南，企图固守川康，做最后的顽抗。
8月，刘文辉通过秘密电台，向周总理报告了起义准备。周总理回电：“大军即将西指，积极准备，相机配合，不宜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。”
12月7日上午，蒋介石通知刘文辉、邓锡侯下午去北较场谈话。刘文辉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，只通知了他们两人，明显是凶多吉少。
他让汽车空车通过宪兵检查哨出城，自己则从小巷溜出城墙，到崇义桥镇与邓锡侯、潘文华会合，随后一同赶往彭县龙兴寺。
“蒋贼介石盗窃国柄二十载于兹，罪恶昭彰……我们即日起与反动派断绝关系，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领导。”
这一通电，犹如一颗重磅炸弹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“川西大决战”的迷梦。驻守四川的90多万国军中，36万人起义，15万人投诚。
12月13日晚，蒋介石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护卫下，仓皇逃离成都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。27日，在成都会师，30日，贺龙率军进入成都城，四川宣告解放。
刘文辉的起义，不仅为自己谋得了光明的前途，也为西南解放立下了大功。他用自己的行动，改写了西南的历史进程。
建国后，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四川省政协副主席、林业部部长、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。这位曾经的“西康王”，彻底告别了军阀生涯，成为了一名人民公仆。
1959年，65岁的刘文辉调任林业部部长，赴北京任职。他深知林业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，上任后，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林区，深入基层考察，为中国林业的发展鞠躬尽瘁。
在土改时期，刘文辉更是主动表态：“我就是一个大地主，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，分给农民。”
期间，刘文辉受到了冲击，周总理总理闻讯后，立刻将他接到医院保护起来，才让他免受更大的伤害。
1972年，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，1975年又被查出癌症，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。
1976年1月初，周总理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，刚出院的刘文辉悲痛万分，不顾身体虚弱，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北京医院，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。
